图为：1941年，易伯鲁在西南联大生物系

图为：1951年，易伯鲁在太湖科考

图为：1946年元月，易伯鲁和刘月影在重庆结婚。时易伯鲁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图为：1955年，易伯鲁（后排左四）率水生所鱼类组在梁子湖发现了新种团头鲂（武昌鱼）

楚天都市报讯 记者 刘我风

“人们称我父亲易伯鲁是武昌鱼之父，武昌鱼就是我兄弟，所以我从来不吃武昌鱼。”曾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的刘可风教授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根据国际命名规则，武昌鱼（团头鲂） 的拉丁文学名是MegalobramaamblycephalaYih，后面冠以发现者的姓氏。你看，武昌鱼还随我们父亲姓易（Yih）呢，我们姐弟倒有两个随母亲姓刘。”

明天（1月8日）是易伯鲁先生（1915—2009）去世9周年，近日，记者前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采访刘可风教授，请他介绍易伯鲁先生发现武昌鱼的前后经过。

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元老

武昌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不仅有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还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

“水生所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动物所。上世纪40年代，我父亲从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后，辗转进入内迁至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不久我母亲刘月影也从西南联大毕业，到重庆的南开中学任教。两人在重庆相识并于1946年元月结婚。其间日本战败投降，大家奔走相告，痛饮胜利之酒。回迁上海时动物所安排我父亲和另外一个年轻人负责图书、器械等的装箱运输工作，母亲随父亲一行走走停停，从重庆到上海走了一个多月。后来他们在上海安家，我们姐弟仨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刚到上海那几年，社会不安定，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们也不能安心工作。易伯鲁后来曾经对儿女们回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家天天听到炮声，心情愉悦，等待解放。有天晚上我和两个同事在实验室工作，谈到时局，其中一个说：国民党是不行了，但共产党来了也有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人才。我竟冲动地说：我们不是吗？”

全国解放后，原中央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重新调整，组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则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对象是水体中的动植物。但上海缺少江河湖泊水库等多样水体，水生所难以就近进行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部决定，水生所从上海迁往武汉。易伯鲁1953年就参加了湖北的湖泊调查，1954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水生所又派易伯鲁到珞珈山查看新所的基本建设进度。1954年冬天，易伯鲁告别上海温暖的小家，来到武昌东湖之滨的水生所新所址，着手准备率鱼类组的同志一起去新组建的梁子湖工作站工作。

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团头鲂

梁子湖很大，偏南有一个小岛，梁子镇，1955年的住户主要是渔民。岛上最大的店铺是鲜鱼收购站，每天把收购来的鲜鱼用小轮船通过长港运至樊口镇，再转运至武汉等大城市。易伯鲁率领的水生所鱼类组在梁子湖上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需要的研究材料都可以到鲜鱼收购站去取，测试观察后再原物归还。他们吃住都在渔民家里，有时随作业渔船一起出湖，观察捕捞情况。

就是在 1955年的梁子湖，易伯鲁发现了一个新品种，后来定名为团头鲂。

此前中国有记录的鳊鲂鱼类只有两种，都是头小体扁，一种是鳊鱼，又称为长春鳊、北京鳊，以北方鳊鱼标本为依据，它的特征是，腹部从胸鳍下方至肛门，有完全的刀刃状腹棱。而鲂鱼，又称平胸鳊，其腹棱只限于腹鳍之后。这是区别鳊鲂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

易伯鲁在梁子湖发现的鲂鱼也是胸部无棱，如不进一步观察，会被简单地认为是已知的平胸鳊。其实这两种鲂鱼区别很大，原称平胸鳊的鲂鱼，头小而厚，吻部高，侧面看略呈三角形，所以被称为三角鲂。而新发现的鲂鱼，头部略扁圆，上颚宽阔呈弧形，所以被命名为团头鲂。另外，两种鲂鱼的骨骼构造区别很大，三角鲂的肋骨只有10对，而团头鲂的肋骨有13对。“所以在武汉吃武昌鱼，最后的游戏就是数肋骨——13对的是团头鲂，也就是约定俗成的武昌鱼。而10对的是三角鲂。当然14对的就不是鲂鱼，而是北方也有的鳊鱼，是长春鳊或北京鳊了。”

武昌鱼成为团头鲂的别名

团头鲂仅分布在湖北省内极少数湖泊中，梁子湖是主要产地。易伯鲁撰写的发现团头鲂的论文，发表在《水生生物学集刊》1955年第2期，1956年初才公开出版。

1956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首词1957年1月在《诗刊》一发表，立刻引发全国人民对武昌鱼的兴趣。有人把武昌鱼和易伯鲁刚发现的团头鲂新鱼种联系起来，说武昌鱼就是梁子湖出产的团头鲂。这一说法不胫而走，武汉人为此感到骄傲和亲切。

为了澄清事实，易伯鲁多次撰文指出，毛主席诗词中的“武昌鱼”，应该泛指武汉地区出产的各种鲜鱼。《本草纲目》中记载过不少鱼名，但没有武昌鱼的名字。古诗词中倒是不断出现武昌鱼，但那是诗词的比兴手法，也应该是泛指古武昌（今鄂州）出产的各种鲜鱼。他表示，“武昌鱼不是一种实体鱼种，但把它作为团头鲂的别名是可以的。”

易伯鲁在梁子湖工作了一年多，把观察分析的结果记录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后来至少有两位水生所的研究人员，在各自文章的参考文献中都列入了易伯鲁撰写的《梁子湖的鱼类区系》（1957），且注明尚未出版。“1971年，我父亲奉命到华中农学院创办水产系并担任系主任，他多次托人到水生所查找这篇论文，但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