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文学发展辉煌期和鱼文化的繁荣期。《全唐诗》中带“鱼”字的诗有2000余首，其中含“鲤”的有141首。唐代有“鲤鱼有鳞三十六”的说法，道教认为鲤鱼能化龙，将其视为圣物，民间也常以“鲤鱼跃龙门”代指科举及第，鲤鱼在当时被尊为鱼之主。

笔者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陶思炎在《中国鱼文化的变迁》一书中，以中国鱼文化的发展演化为线索，分析了鱼形象在各个时期的功能、地位及其变迁原因，其中提及唐宋时期是中国鱼文化繁盛期。申士放的《鱼文化初论》也关注到鱼文化在唐代影响的扩大，鱼符在当时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宁波的《鱼文化的历史演化》分期研究中国鱼文化，认为唐朝处于“鱼文化的鱼龙演化期”，李唐王朝与鲤鱼存在密切关系，鲤鱼不仅是道教圣物，还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夏方胜的《唐代鲤鱼产地及其影响探析》与殷伟、任玫的《中国鱼文化》也注意到唐代道教尊崇鲤鱼与李唐王朝崇鲤之间的密切联系。童勉之的《鲤与中华文化》指出，在唐代，鲤鱼是社会地位的象征，食用鲤鱼会受到处罚。

一、道教因素对崇鲤风尚的影响

自古以来，鱼就在人们心中具有神异性。远古时期，鱼类是古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它具因其强大的繁殖能力，因而被视为生殖神，对鱼的图腾崇拜也由此产生。唐代文学作品中的“鲤鱼”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神异性，诗歌中多有表现，例如卢仝《观放鱼歌》中的“老鲤变化颇神异，三十六鳞如抹朱”和杜甫《观打鱼歌》中的“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

道教太极图结构如同两条鱼首尾相连形成圆，俗称“阴阳鱼”，象征着一阴一阳在运动中的结合、变化及万物诞生之理。鲤鱼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其能“化龙”。《酉阳杂俎》云：“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道家尊奉鲤鱼为圣物，相信“鲤鱼多为龙”。

唐代道教信徒认为鲤鱼是道教仙人的坐骑，将其视为敬仰的圣物。早在西汉，刘向的《列仙传·子英》记载了“子英乘坐鲤鱼升天成仙”的故事，亦有琴高乘鲤成仙的说法，在唐人看来，“乘鲤”就是道家仙人的标志，因而常以“琴高乘鲤”这一典故来表现道家意境，如皮日休的“琴高坐赤鲤，何许纵仙逸”，李白的“赤鲤涌琴高，白龟道冯夷”，岑参的“愿得随琴高，骑鱼向云烟”以及陆龟蒙的“东游借得琴高鲤，骑入蓬莱清浅中”和“知君便入悬珠会，早晚东骑白鲤鱼”等。

二、世俗生活中崇鲤风尚的体现

（一）王室崇鲤

1.“李”“鲤”同音

鲤鱼在唐诗中频繁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受唐朝统治者的影响。由于“李”“鲤”同音，李唐王室对鲤鱼极为推崇，将鲤鱼视为兴盛祥瑞之物。唐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体现出这一点，例如，唐代韩偓所撰《海山记》中记载：“洛水渔者获生鲤一尾，金鳞赪尾，鲜明可爱。帝问渔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笔于鱼额书‘解生’字以记之，乃放之北海中。后帝幸北海，其鲤已长丈余，浮水见帝，其鱼不没。帝时与萧院妃同看鱼之额‘朱’字犹存，惟‘解’字无半，尚隐隐‘角’字存焉。萧后曰：‘鲤有角，乃龙也。’”鲤鱼额上的“角生”二字被寓意为鲤将生角成龙，即李唐将兴。唐代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也将鲤鱼生角视为“唐兴之兆”。

《全唐诗》卷875《上阳铜器篆》下注小字：“上元中，韦弘机充使造上阳宫。掘地得铜器，似盆而浅，中有隐起双鲤之状，鱼间有篆字云云。时人以为李氏再兴之符。”《全唐诗》记载了唐末《天枯中江南童谣》中的“东海鲤鱼飞上天”，表达了人们对唐王朝复兴的良好祝愿。

2.禁食鲤鱼

唐朝以国律形式禁食鲤鱼，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按照段氏的说法，唐朝统治者禁止捕食鲤鱼主要是因为“鲤”与帝姓“李”同音，为了避讳，不仅不许百姓捕食，还尊称鲤鱼为“赤鯶公”。《旧唐书·本纪第八》载，唐玄宗多次下令“禁采捕鲤鱼”，表明了李唐统治者对鲤鱼的重视。

统治者的禁渔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捕食鲤鱼，但一些文学作品中，仍能发现鲤鱼是民间捕食的主要鱼类。如张籍的《祭退之》回忆了和韩愈一起“回入潭濑下，网截鲤与鲂”的岁月。方干《赠江上老人》中的老人由于经常在江边垂钓鲤鱼，导致“潭底锦鳞多识钓，未投香饵即先知”。类似的还有李舜弦《钓鱼不得》中的“尽日池边钓锦鳞，芙荷香里暗消魂”等诗句。

3.推崇道教

李唐王朝崇拜鲤鱼的另一个原因与道教有关。道教教徒尊奉老子李耳为教主，李唐王室作为关陇集团的领导者，需要得到中原门阀士族的支持，因而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后人自居，先后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和“圣祖大道玄元皇帝”，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氏族地位，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扶持道教，神化并巩固王权。因此，李唐王朝在推崇道教之时，进而对道教圣物——鲤鱼加以保护和推崇。

（二）政治信符为鲤

李唐王朝尊崇鲤鱼，甚至影响到了唐朝的政治信符——鱼符。唐朝以前，兵符为虎形，称虎符。唐朝建国后，明确了鱼符制度，改虎符为鱼符，一是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讳，二是因为“鲤”“李”音相近，且鲤是“鱼之主”“能神变”，可跃龙门而成龙。

《旧唐书·本纪第一》载，唐高祖“改银兔符为铜鱼符”。《旧唐书·本纪第四》载，五品以上文武官员须佩戴鲤鱼形的“鱼符”，以辨尊卑、明贵贱，作为上朝、进宫之凭证。《朝野佥载》记载当时九品以上的官员不仅佩戴鲤鱼形鱼符，用来盛放鱼符的袋子也被做成鱼的形状。《新唐书·舆服志》载“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

唐代的鱼符不仅能调兵遣将，也是更换行政官员的信物。新官员拿着朝廷保存的鱼符与旧官员手中的另一半鱼符相合，可证明新官上任是朝廷的命令。

（三）鲤鱼在科举中具有特殊意象

鲤鱼形象也与唐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鲤鱼化龙”的典故，后又衍生出鲤鱼跃龙门、点额鱼、烧尾等多个典故，被唐人广泛应用于科举题材的文学作品中。

1.鲤鱼跃龙门

先秦时期的《尔雅·释鱼》就有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鲤鱼跃龙门”典出汉代辛氏《三秦记》。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为庶族入仕提供了机会，李白《与韩荆州书》就曾云：“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这种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平步青云的机遇与“鲤鱼跃龙门”相似，因而其常被用于形容科举及第。

“鲤鱼跃龙门”承载了士人对登科中举的美好期待。姚康的“龙门应可度，鲛室岂常居”表达了自己夺取功名的坚定决心。元稹的“鱼贯终何益，龙门在苦登。有成当作雨，无用耻为鹏”表明了自己科考及第的决心和远大抱负。方干诗云：“孤鹤必应思凤诏，凡鱼岂合在龙门”，以“凡鱼”自喻，是自谦之词。姚鹄诗云：“似龙鳞己足，唯是欠登门。日里腮犹湿，泥中目未昏。乞锄防蚁穴，望水泻金盆。他日能为雨，公田报此恩。”此诗看似写鲤鱼，实则写诗人自己，以鲤鱼的生不逢时隐喻自己的不得志，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遇到伯乐。

2.点额鱼

唐诗中多用“点额鱼”来代称科举或仕途失意。南北朝时期《水经注》就记载了“点额鱼”：“鳣鲔，鲤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李白厌倦官场生活隐退江湖后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李白自比为黄河鲤，以“点额而还”暗示了自己仕途不顺、无功而返的失望。白居易在《醉别程秀才》一诗中写道“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贫泥客路私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何必更游京国去，不如且入醉乡来。吴弦楚调潇湘弄，为我殷勤送一杯。”诗中程秀才多次参加科举却每每铩羽而归，诗人劝慰朋友的同时，自己内心也感到悲伤，想置身“醉乡”，远离现实的困苦。白居易在登科入仕后又作《点额鱼》一诗，曰：“龙门点额意何如，红尾青髻却返初。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此时的白居易以登龙门成功者的身份告诫那些为科举所苦、屡试不中的读书人，科举入仕远没有想象中美好，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的厌倦。

3.烧尾

此外，鱼化为龙需“天火自后烧其尾”，因而“烧尾”也成为唐人科举及第的代称。周鹭的《唐五代科举习俗研究》指出，唐人以烧尾来代称科举及第，是因为登科中举与“天火自后烧其尾”的过程同样艰难，及第后的光明前途与成为真龙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鲤鱼是赠礼与“信使”

1.鲤鱼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受李唐王室崇鲤之风的影响，唐朝百姓对鲤鱼也是宠爱有加，鲤鱼也因色彩艳丽、寓意吉祥而被视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并常常被写入诗歌中。章孝标曾在《鲤鱼》一诗中以“眼似真珠鳞似金”来描写鲤鱼。张九龄曾有“赠鲤情无间，求莺思有馀。”元镇在《贻蜀五首·张校书元夫》中表明，好朋友之间不应局限于送鲤鱼，而应该给他指出缺陷，“劝君便是酬君爱，莫比寻常赠鲤鱼”。刘长卿的“落日栖鹃鸟，行人遗鲤鱼”描写了路人赠鱼的情景。

2.赠双鲤鱼是友谊的象征

唐代鲤鱼作为礼物，一般是两条一起赠送的。杜甫的“眼前所寄选何物，赠子云安双鲤鱼”，张子容的“忽逢双鲤赠，言是上冰鱼”以及常建的“因送别鹤操，赠之双鲤鱼”，几句中均有提及。赠双鲤鱼主要在好友之间进行，逐渐成为友谊的象征，如方干《寄江陵王少府》一诗中“波涛一阻两乡梦，岁月无过双鲤鱼”描绘的便是朋友分居两地借双鲤鱼传信的情景。

3.“鲤鱼”是古人传递信件的“使者”

唐诗中的鲤鱼是古人传递信件的使者。古代信封制成鲤鱼，称之为“鲤”“双鲤”“鲤素”“鲤封”“鲤书”等。唐代信函仍做成鲤鱼形，信封两面画鳞甲，称为“鲤鱼函”。李商隐《寄令狐郎中》中有“篙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杜牧《别怀》中有“他年寄消息，书在鲤鱼中”，还有孟浩然的“尺书能不吝，时望鲤鱼传”，岑参的“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后垂尺素”以及杜甫的“重得故人书，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和元镇的“凭仗鲤鱼将远信，雁回时节到扬州”，都表明了“鲤鱼”是传递信件的“使者”。

后因恋人常以信件寄托情思，唐诗中的“鲤鱼信”逐渐衍生出“情书”的含义，如权德舆《省中春晚忽忆江南旧居戏书所怀因寄两浙亲故杂言》中的“裁书且附双鲤鱼，偏恨相思未相见”和李冶《结素鱼贻友人》中的“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

（五）鲤鱼与龙的关系密切

鲤鱼在唐代地位的提高离不开与龙的关系，古人常常将鱼和龙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鲤鱼化龙的故事也普遍存在于唐代文学作品中。皇权社会中，龙是帝王的象征，李白《猛虎行》“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中的“鱼龙”即指代皇帝，再如刘长卿《龙门八咏·阙口》“独见鱼龙气，长令烟雨寒”中的“鱼龙”形容的是波澜壮阔、水势迅猛的情景。

鱼龙意象是意象组合的产物，《汉书》载：“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在唐诗里，鱼龙多为歌颂盛世的祥瑞象征。《唐语林》卷七记载：“旧制，三二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延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此处“鱼龙”是指一种杂戏表演，即“鱼龙百戏”。唐诗中也描写过“鱼龙百戏”的表演，如杨炯《奉和上元宴应诏》中的“百戏骋鱼龙，千门壮宫殿”。

龙的文化形象起源晚于鱼，秦汉时期，龙的地位开始凸显，刘邦将自身身世与龙挂钩来彰显出身不凡，鱼、龙平衡地位开始被打破，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唐代帝王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对龙的推崇，龙朔、神龙及景龙等年号皆与龙有关。“龙尊鱼卑”的现象展现了鱼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但也反映了鱼地位的下降。自唐以后，鱼文化逐渐脱离神秘化而走向世俗化，鲤鱼逐渐成为民间艺术上的吉祥图案。

三、总结

我国从原始社会起就开始了鱼类崇拜，唐代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鲤鱼形象也进一步表明了鲤鱼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展示了唐代的崇鲤之风。鲤鱼在唐代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唐朝统治者将其神化的结果。鲤鱼被李唐王朝视为兴盛祥瑞之物，一是因“鲤”与国姓“李”同音，二是因为李唐王室以老子为祖，而鲤鱼为道教圣物，故需对其加以保护和推崇。

唐以来，鱼文化加速走向世俗化，文学作品中的崇鲤之风主要表现在以科举、赠礼、传信为主题的诗歌以及笔记小说、散文中。鲤鱼与科举的关系极为密切，被唐人广泛应用于科举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此外唐代民间崇鲤之风极为兴盛，友人间多互赠鲤鱼，文人在诗歌中均多有提及。“鲤鱼”还是传信的“使者”，“鲤鱼信”后又衍生出“情书”的含义，这点在唐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多有体现。

鱼文化自上古时期开始逐渐融入华夏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积聚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岂其食鱼，必河之鲤”，自《诗经》起，鱼就在文学领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在唐代，文人墨客常咏鲤赞鲤，或借鲤抒怀，或以鲤言志，鲤鱼意象艺术化地再现了唐代文人的所思所感，承载了诗人们纷繁复杂的感情，为当代学者研究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