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福老师寄语

经常有一些水产从业者询问我们：他们对一些患病水产养殖动物用上一些根本没有有效治疗药物的“药”后，患病水产养殖动物出现“痊愈”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看到和思考？

其实，我们要解释清楚这类问题，需要说明内容有很多。这里，我们只是列举了一个药物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例子，旨在说明为什么一些原本没有任何治疗效果的“验方”，却能“有效”地让水产养殖动物的锚头鳋病“痊愈”了？

其次，我们还叙述了要正确地判断一种“国标渔药”对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真实疗效，应该如何设计功效性试验方案、组织试验和科学地判断试验结果。

希望这篇小文章，能给广大水产养殖业者遇到的即使“滥用药”，也可以有效地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现象，至少是部分地解释。

摘要：本文的内容是是在解释水产养殖动物的部分疾病，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自愈的部分原因，以及应该如何判断“国标渔药”对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治疗效果。从早年人们采用的似乎对治疗水产动物锚头鳋病的一些“验方”，介绍了阐明锚头鳋的生活史对误判治疗这种疾病“验方”的影响。最后介绍了准确阐明“国标渔药”的对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真实治疗效果，应该采用的功效性试验方法。

关键词：滥用药；有效治疗；水产养殖动物；国标渔药

我国经过农业农村部批准，允许在防控水产养殖动物疾病中使用的“国标渔药”共有100多种，无论是从渔药的种类还是数量而言，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渔药生产和应用大国。

因为这些水产养殖用“国标渔药”，在我国的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控中，已经使用较长的时间了。在多年间应用这些“国标渔药”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过程中，并未对“国标渔药”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实际疗效，进行过系统地功效性评价。

也就是说，这些“国标渔药”对治疗目前发生的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实际疗效，人们是不清楚的。

有大量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随着各种药物的使用的次数与频度增加，该养殖环境与水产养殖动物机体内存在的致病性生物，是会对所使用的各种“国标渔药”产生耐药性（drug resistance）的。当致病性细菌对某种“国标渔药”产生耐药性后，是会直接影响到“国标渔药”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疗效的。

因此，检测致病新生物对各种药物耐药性的变化状况，不仅是确保药物在治疗疾病中疗效的重要举措，也是研制新型“国标渔药”的重要参考资料。

广大的水产养殖业者在治疗水产养殖动物各种疾病的实践中，也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譬如对于一些由病毒引起的水产养殖动物的病毒性疾病，常识告诉人们是没有什么“国标渔药”可以有效地治疗病毒病的。但是，当水产养殖业者在对患病毒病的水产养殖动物，实际上是盲目地使用某些“国标渔药”后，患病水产养殖动物却奇迹般地好转甚至痊愈了。“盲目地”使用某些“国标渔药”，为什么获得能“有效治疗”患病水产养殖动物的疾病的结果？本文内容试图对这种现象给予解释。

1从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多种“验方”说起

较长时间以来，在我国的各种专业杂志与书籍中，先后记载有数十个之多的有关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各种作为“验方”。在查阅这些资料中介绍的“验方”后，就会让人感觉到危害水产养殖动物的这种常见寄生虫病是很容易治疗的，而且似乎采用任何方法和措施，都可以对鱼类锚头鳋病进行有效的治疗。

譬如，人们采用一些常见的中草药，马尾松（或松果）、苦楝树皮（叶、果均可）、桑树叶、菖蒲、辣蓼、大黄、乌桕叶、艾蒿、枫杨叶、烟叶（烟灰）、生姜、辣椒、五倍子等，似乎凡是人们容易得到的各种所谓中草药，都具有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效果。

其次，人们还利用一些常用的农药，譬如向养殖水体中泼洒定量的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氯化钠、高锰酸钾、晶体敌百虫、氯氰菊酯、碘制剂、戊二醛、甲醛等溶液，据说也可以有效地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的锚头鳋病。

其三，人们还利用农产品加工后的一些副产品，如在养殖水体中泼洒豆粕、花生粕、棉粕、茶粕、酒糟浆等加工农产品的副产品，也均人们被认为具有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效果。

其四，还有人报告在养殖水体中泼洒人、畜禽等养殖动物排泄物后，也可以有效地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水产养殖业者一般认为是向养殖水体中泼洒养殖畜、禽粪尿，改变养殖水体的肥度，也可以有效地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的锚头鳋病。

其五，还有一些报道中所推荐的“验方”中，水产养殖业者甚至不需要向养殖池塘中投放任何物质，只是在患病水产养殖动物的养殖池塘中加入少量新鲜池水，或者只是将池塘底部污泥搅动让池水变为浑浊的状态，也就可以有效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的锚头鳋病了。

经过研究人员深入研究鱼类锚头鳋的生活史后，人们才明白之所以有上述一些“无法理解”的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验方”出现，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只是观察到了上述的处理方法，与寄生在水产养殖动物体表的锚头鳋脱落之间的所谓“因果关系”，而完全忽略了锚头鳋所具有的特殊生活史，与处理方法和水产养殖动物体表寄生的锚头鳋自然脱落之间关系的缘故。

当人们揭示了锚头鳋的生活史后，完全可以想见的锚头鳋在水产养殖动物体表寄生的过程是，当水产养殖业者发现自己饲养的水产养殖动物体表寄生了或多或少的锚头鳋后，因为肉眼也能看见养殖鱼体上寄生的正处于“壮虫”和“老虫”阶段的锚头鳋（因为“童虫”此时身体如白色细线，肉眼不易看见）。

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按照他人介绍的“验方”，准备相应的药物等，并将其泼洒到发生了锚头鳋病的养殖水体中进行疾病的治疗。将药物泼洒在养殖水体中以后，等待几天再将患病鱼体捞起以检查体表寄生的锚头鳋时，就可能发现原来寄生在鱼体上的大量“老虫”和部分“壮虫”均已经脱落而只是留下了“红点”状的伤痕了。

养殖业者并不明白这是因为锚头鳋的生活史，而决定了患锚头鳋病的水产养殖动物存在的“自愈现象”，而误认为是自己采取的“验方”又一次显示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其实，人们对锚头鳋生活史的研究结果证明，进入“壮虫”阶段的锚头鳋所产的卵，在养殖水体中孵化出来的是所谓的无节幼体（nauplius），无节幼体经过几次脱皮而变态为桡足幼体（Copepod larva），桡足幼体继续蜕皮几次成为第五桡足幼体，此阶段的雌、雄虫体交配后，只有雌虫能寄生到水产养殖动物体表，而雄虫继续自由生活一段时间而死亡了。

刚寄生到鱼体上的雌虫是一条透明的线状虫体，人们将其称为锚头鳋的“童虫”。“童虫”继续发育几天即称为能产卵的“壮虫”，在平均24℃的养殖水体温度情况下，锚头鳋的“壮虫”可以连续产卵4~6d，即丧失产卵能力而进入锚头鳋的“老虫”阶段。

进入“老虫”阶段的锚头鳋因为没有多少活力了，而虫体体表容易被养殖水体中其他藻类或者微小寄生虫寄生，而显示出其虫体上有大量附着物。失去活力的锚头鳋“老虫”在水产养殖动物体表继续苟延残喘几天后，在水产养殖动物的免疫系统的排斥之下，虫体就自行从寄生的水产养殖动物体表脱落了。

因此，在平均养殖水体温度为24℃的条件下，一个锚头鳋雌虫幼虫从寄生到水产养殖动物到从鱼体上脱落下来的全部时间，也只有8~10d的时间。对于已经进入“老虫”阶段的锚头鳋，人们即使不采取任何治疗的措施，这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锚头鳋虫体，也是一定会从水产养殖动物身体上脱落下来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凡是采用上述“验方”，而且认为使用一次就能治愈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人们，大多是没有明白这些治疗水产养殖动物锚头鳋病的“验方”，就是因为锚头鳋具有特殊生活史而导致的“自愈现象”之缘故。

长久以来，人们都会习惯性认为连续相伴发生的两件事存在着因果关系，并且会固执地以为前一个为因后一个为果。如乌云密布，倾盘大雨，所以人们就认为乌云密布就是下雨的原因。又如大雨过后，道路泥泞，所以就以为雨水就是道路泥泞的原因。这类推理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都是能起到作用的。

问题就是人们也似乎已经习惯性地利用这种推理的方式，确定某种药物对治疗疾病的疗效，如让患病动物口服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方式的治疗后，通过观察对患病动物者预后状况判断其治疗效果，如果供试动物的疾病症状消失或者痊愈，就认定这种药物和治疗方式是有效的，我国传统临床医学早期阶段大多也是采取的这种方式。

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先生就对这种推理提出了质疑。休谟先生认为，人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公鸡叫了，太阳升起。这两个事件同样是相继发生，但是公鸡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休谟先生提出，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

1789年，以Pierre Louis为代表在法国的巴黎学派的医生掀起了一次医学革命。他们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而是要观察事实做出推理和决策。

正是Louis先生第一次在医药试验设计中引入“对照组”的概念，并且通过实验证实了当时广为流行的放血疗法和吐酒石其实并无任何疗效，从而发出了循证医学的先声。

2.究竟应该如何判断“国标渔药”对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疗效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养殖动物的疾病完成的医学试验结果证明，有部分疾病是无需治疗也能够自动痊愈的，例如人类的口腔溃疡，感冒等，对一些患者给予安慰剂后，患者在心里暗示下疾病也能够很好地痊愈。在这两类情况下，医生所进行的药物治疗都是多此一举的，在这里医生所使用的药物和疗法都是无效的“假治”。疾病自愈现象和安慰剂效应（placebo）的发现，使人们对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的确定更为谨慎了。

要证明一种水产养殖用“国标渔药”的治疗效果，其试验设计应该是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将一定数量的患病水产动物随机分为至少三个组。第一组是对照组，不做任何治疗与处理，用来观察患病动物的疾病在没有治疗情况下的预后情况。

第二组是使用对照药物组，给患病动物给予已经证明治疗这种疾病有效的药物，目的是观察药物对供试水产动物疾病的治疗效果。

第三组是试验组，给患病水产动物给予供试药物，观察这种药物或疗法的真实治疗效果。

当试验程序全部结束后根据结果进行统计，只有第三组的治疗效果与第二组出现相似的治疗效果并且明显优于第一组，才能证明供试药物或疗法的有效性是真实的。

为什么要一定数量的供试水产动物呢？这是因为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告诉我们，样本越大，统计结果越能稀释掉那些特例也就越能逼近真实情况。为什么要随机呢？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供试患病水产动物由于病情轻重而导致的痊愈效果阶段性差异。另外，为了避免偶然性和针对性，也需要参与试验的样本数量足够大，样本的选取满足随机性。

此外，仅仅设置“对照组”还不够，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参与一项试验的操作人员难免会让自己的主观意识干扰客观的试验过程，所以让参与试验操作人员和药物开发者“不知情”，亦即“双盲”，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果。

在上述的试验过程中，为了避免参加试验操作的人员的主观目的，在试验过程中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养殖条件等设置不同条件，例如，如在知道供试药物组之后，希望该药物出现良好结果而能被盲测认定，可能对供试组动物给予另外的一些处理，或者对供试组动物饲养的更加认真细心，从而使三组试验水产动物并不是处于公平的位置。这些来自试验者的主观偏见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人们后来又改进了盲测的方法，即将试验者的眼睛也“蒙起来”，对所有数据加密，连试验者也不知道哪一组是实验组，而而对于结果的统计工作由第三方来进行。这样就能很好屏蔽来自试验者的偏见影响，让试验结果更加客观公正了。

迄今未止，人们确信只有这种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方法是医学界公认的确定药物疗效的机制，也是一把严格的利剑，可以无情地砍掉那些虚假的疗法。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认为，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就是“双盲对照试验”。道金斯说：如果所有学校都教其学生如何去做“双盲对照试验”，我们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将会在以下方面得到提高：（1）我们会学会不从零星轶闻中去归纳普遍化结论；（2）我们会学会怎样评估一个貌似很重要的结果其实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可能性；（3）我们会学会排除主观偏见是件多么极端困难的事，知道有主观偏见并不意味着不忠实或不公正。这个课程还有更深的意义，他对于打消人们对权威和个人观点的崇拜能起到积极的作用；（4）我们会学会不再受骗于顺势疗法和其它假冒医生的江湖骗子，让他们失业；（5）我们会学会更广泛地使用批判性和怀疑的思维习惯，这不仅会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说不定能拯救世界。

本文作者并没有认为“国标渔药”是不能治疗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意思，只是想借此短文提醒广大的水产养殖业者，在对患病水产养殖动物决定采用什么药物之前，最好是要知道其准备采用的“国标渔药”对拟抑制或者杀灭的致病生物，是否具有治疗这种疾病所需要的抑制或者杀灭致病生物的功效，对自己或者他人介绍的一些用药经验，已经持有必要的慎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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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中农业大学 陈昌福，武汉科研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周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