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能否通过社区机构开展对虾养殖？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将基于社区的水产养殖视为大规模、公司拥有的水产养殖的潜在替代方案？这些问题对公共用地管理具有理论意义，对可持续水产养殖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基于斯里兰卡西北部印度洋上的沿海虾类养殖社区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这些社区养殖的最常见的虾类是巨型虎虾或亚洲虎虾（斑节对虾），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出口品种。斯里兰卡在全球虾类贸易中并不是一个大的产地，即使在斯里兰卡本土，相关业务也很少受到关注. 就产量和技术而言，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斯里兰卡对虾养殖业相对较小。

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对虾养殖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混杂在一起。商业运营通常是大规模的和公司所有的。它们导致了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沿海植被的破坏，而红树林是保护海岸线免受海啸等灾害影响的缓冲区。从历史上看，对虾养殖业务往往在获利了没几年后就倒闭了，由于集中了如此大量的一个物种，往往成为虾病的受害者。例如，考察了泰国和泰国湾周围大规模养虾业的兴衰，留下了倒塌的养殖场和受损的土地和水资源。然而，在某些地区，大型农场的倒闭为在废弃地点开展小型本地经营活动创造了机会。

斯里兰卡西北部就是这种情况，该国过去有大型养虾场，现在有小规模养殖场。斯里兰卡的虾产量在 1998 年达到顶峰，然后在两种病毒病大爆发后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型农场的位置出现了许多小规模经营，其中大部分是家庭农场，由早期为大公司工作而学会了技术的生产者经营。这些生产者按照农业经营模式建造新农场，以利用社区协会提供的规模经济。这些协会帮助协调生产，减少共享水资源中的污染负荷，并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渠道。

众所周知，社区协会在管理全世界的小型渔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关于有鳍鱼类养殖中此类关联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关于它们在对虾养殖中的作用的文献却很少。即使在斯里兰卡，取代崩溃的工业化对虾水产养殖业的小规模经营也鲜为人知，更不用说赞赏了。小型水产养殖如何运作？个人所有权如何与社区层面的协调相结合？如何将小规模养虾技术整合到环保层面的方法中，以保护红树林和控制水生虾病？

在水产养殖的背景下，公共用地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过度开发环境资源以及污染水环境。解决问题应该首先解决与公共管理相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排他性问题和减法性问题。基于这两个特征，将公共池资源定义为一类难以排除且联合使用涉及减法性的资源。控制对资源的有效控制（排他性问题）通过农场私有制这一事实得到解决。然而，当个人持有相互关联时，私有财产制度并不适合处理减法问题。因此，需要规则来减少用户对彼此的影响。在存在社区机构的地方，共同财产制度可能适合使用者作为制定和执行自己规则的场所。这种基于社区的管理适用于亚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沿海资源环境。它基于这样的想法，即本地资源用户比大公司和其他非本地参与者对本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感兴趣。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集体管理比纯粹的政府管理或私人管理更有效。在用户相互依存的地方，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合适，并且对解决问题更有效。这就是合作社等协会的用武之地。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定义为“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自愿联合起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和愿望的自治协会”。他们在具有集体管理传统的社会中工作得最好。合作社作为地方机构发挥作用，可以协调对公地排斥问题的反应，限制对资源的访问权。它还处理可见性问题，帮助制定和执行具有访问权的各方之间的本地规则，与政府机构和市场机构协调，并充当信息经纪人。

斯里兰卡在许多部门都有集体管理资源的历史，包括渔业、水产养殖和农业。从历史上看，斯里兰卡政府通过旨在发展和提升某些经济部门的立法承认并促进了“自下而上”的管理。其中许多资源由促进集体决策的合作社管理。尽管并非本文讨论的所有协会都是正式成立的合作社，但它们的功能与合作社类似，尽管名称各不相同。

然而，斯里兰卡关于集体管理的文献不包括社区协会和合作社开展的对虾养殖。本文通过首先尝试探索和了解斯里兰卡西北部社区机构如何开展对虾养殖来弥补这一差距。其次，本文讨论了小型对虾水产养殖治理的演变和现有公共机构的作用。最后，本文探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规模水产养殖作为大规模水产养殖的潜在替代方案的重要性。

水产养殖业务描述

斯里兰卡西北部几乎所有现有的对虾养殖业务都是小规模的。养殖场经营的池塘数量可视为虾类养殖范围的指标。2011-12 年，37% 的抽样农民经营着两到五个池塘，而 11% 的农民只经营着一个池塘。29% 和 18% 的虾农分别经营 5 到 10 个和 10 到 15 个池塘。只有 5% 的农民拥有超过 15 个池塘。最小的池塘面积约0.2公顷，最大的则约0.8公顷。截至2013年，西北沿海地区废弃虾塘较多，仅约45%的虾塘可运营。小规模虾农不投资建设新池塘；相反，他们使用现有的废弃农场来降低成本。规模的另一个指标是农场的总土地面积（即农场的全部范围或规模），包括正在经营和休息的池塘。55% 的虾农养殖面积在 1 到 3 公顷之间。13% 的农民拥有不到一公顷的土地。分别有 16% 和 11% 的农民拥有 3 至 5 公顷和 5 至 7 公顷的耕地面积。拥有超过 7 公顷农田的农民的记录比例为 5%。

养虾场由个人拥有和经营，而不是由社区协会或大型私营公司拥有和经营。然而，这些农场中有 53% 位于政府拥有的土地上。有未解决的法律问题主要与土地所有权有关。37% 的农民使用自己的私人土地。其余 11% 的农民从以前停止养殖的虾农那里租用土地。由于养殖投入成本高，农民普遍的做法是尽量减少从业人员，以此来降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农业经营很普遍。74% 的虾农表示他们得到了家庭成员和/或亲戚的支持和参与。其中 64% 的人得到女性家庭成员的支持——妻子、女儿、母亲和/或其他近亲。这些妇女以多种方式参与对虾养殖：劳动（捕虾）；簿记；日常管理活动；对农业的财政贡献；和社区协会活动。作为对个人/家庭农场所有权的补充。

多层管理结构

大多数社区协会由 20-60 名成员组成。会员每年支付会员费。社区协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包括：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司库、助理司库。这些官员有权代表会员做出决定——这是通过集体选举所赋予的权力。但是，官员们还负责在即将举行的会议期间详细说明并充分证明此类决定的合理性。社区协会共同决定与社区层面对虾养殖相关的日常监管操作。

大多数协会都有政府水产养殖推广官员与他们密切合作，以确保做法符合国家级法规。但是，推广人员只是观察员，不参与决策。集体决策是社区协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社区协会充当共享运营所需信息的中心。这些社区机构通过地区级协会相互联系。集体决策是社区协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社区协会充当共享运营所需信息的中心。这些社区机构通过地区级协会相互联系。这些社区机构通过地区级协会相互联系。

虾类养殖业务崩溃

70 年代后期，斯里兰卡的对虾养殖开始了商业规模的投资。最初，农场在地理上仅限于该国东部（Batticaloa 区），并且只有四家公司（Carson、Enris、Lever Brothers 和 Andrew's）从事该行业。首先，所有业务均以一体化方式进行，虾类育种（孵化场）、养殖、加工以及出口活动均由同一家公司管理。据受访者称，一些养殖场面积达 150 公顷，有数百个池塘。据报道，当时这些公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只有隶属于这些公司的少数利益相关者才能获悉投入供应和营销相关的信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这个新行业的盈利潜力吸引了政治家、银行经理和富有的企业主等投资者。与此同时，这些先驱公司的一些员工在东部和西北省份开办了自己的农场。

后来（在 1990 年代），政府进行干预，将养虾业作为当地人有利可图的个体经营机会进行推广，导致许多其他社区级小农户进入该行业。结果，耕种面积扩大到该国西北部。小规模农户在其社区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而大中型农户则通过将红树林和椰子种植园转变为养虾场。然而，由于正在发生的内战，水产养殖向该国东部地区的扩张受到限制。在此期间，爆发了三种病毒性疾病。1988/9 年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疾病爆发：斑节节虾杆状病毒 (MBV)。第二次重大疾病爆发是 1996 年的白斑综合症病毒 (WSSV)，随后是 1998 年的第三次爆发，包括 WSSV 和黄头病毒 (YHV)。大多数先驱公司因这些病毒爆发而倒闭。

截至 2012 年，斯里兰卡西北部的 600 个养虾场几乎都是小规模经营。大型或中型对虾养殖在病毒肆虐下无法生存。如前所述，与行业初期的运营相比，养虾场的平均规模相对较小。

管理方法的变化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现的管理系统类型是以公司为基础的管理，由四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该行业。然而，1990 年代企业养虾业的衰落为拥有自己协会的小规模经营创造了空间。这是斯里兰卡西北部出现社区机构的时代。社区协会是根据不同的立法/机构注册的，例如合作法、部门秘书处办公室，以及最近在 NAQDA 等政府机构注册的。

2003 年之前，对虾养殖活动没有政府、技术或其他控制措施。资源管理活动主要限于自我管理的社区级协会，尽管这些协会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农民与政府之间既没有任何适当的联系，也没有对虾养殖生产和质量进行适当的管理。例如，放养虾苗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虾农和孵化场全年连续生产，人们可以随时自由进出虾养殖场。

结论

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商业管理水产养殖业务都是大规模的、以企业为基础的行业，通常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大规模水产养殖的不可持续性是有据可查的，但是已经有一些重大尝试使它们更具可持续性。众所周知，许多大型水产养殖作业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避免疾病。大规模水产养殖往往会在头几年获利，并期望它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不是旨在建立可持续的做法并留在一个区域。

相比之下，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水产养殖户没有搬迁的选择，并且有强烈的动力去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如果他们对地方有依恋并打算作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继续生活在该地区，他们就不能以会破坏生态的方式进行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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