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稻田渔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李荣福，寇祥明，王守红，孙龙生，王曙光

(1. 扬州市水产学会，江苏扬州 225001； 2.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扬州 225003； 3.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扬州 225003)

我国稻田渔业有2000多年发展史，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基本是人放天养、自给自足的粗放自然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只是在我国东南、西南、华南、中南诸省(区)的丘陵山区得以传承。到新中国成立前，传统稻田渔业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丘陵山区梯田和冬囤水田。如四川省到解放初期仍保有稻田渔业2.33×104hm2，约产鱼1 250 t[1]。贵州主要分布在黔东、黔南的从江、黎平等地。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和广西都有分布[2-4]，其中1938年广西稻田养殖面积达到11.6×104hm2，产鱼2 330 t[1]；新中国成立前降至3.33×104hm2，产量为600 t。传统稻田渔业大多属农民自发性田间副业，生产模式较为单一，饲养品种主要为鲤鱼。虽历经千年，但技术水平始终没有大的改进，单产水平较低，其目的主要是解决山区人民自食水产品来源问题。但是，稻田渔业历经千年得以保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其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稻田渔业经历“三起三落”，其中既有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也有深刻教训，极具研究价值。稻田渔业作为以生物为载体的自然经济过程，突破了传统单一粮食产业，成为集食物生产、保持水土、治理污染、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弘扬文化、发展旅游等多功能的复合产业，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农业现代化的统一。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违反生态规律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违反经济规律，可能造成血本无归。以2012年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稻田渔业走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正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稻田生态渔业理论和技术体系。本文通过研究稻田渔业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其丰富发展经验。

1 新中国成立后稻田渔业历史分期

新中国成立后经土地改革，稻田渔业仍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后经互助组、合作社，逐步过渡到人民公社，实行了集体经营体制。改革开放后，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农业双层经营机制。随着国家对渔业的重视，稻田渔业抓住了发展机遇，创新了科学理论，扩大了分布范围，改进了田间工程，运用了新兴技术，丰富了养殖品种，增添了田地类型，转变了发展方式，改革了经营体制，完善了流通体制，实现了健康发展。观念更新，理论创新，政策激励，机制带动，产业功能和文化传承等综合作用，使我国稻田渔业规模由小到大，经验由浅入深，技术由粗到精，品种由少到多，水平由低到高，效益由差到好，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一，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稻田生态渔业理论和技术体系。稻田渔业作为一项农业经济活动，其发展轨迹也是由经济体制、社会需求和经济政策所决定。根据以上分析因素，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稻田渔业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传统渔业发展时期。虽然面积有所扩张或收缩，但生产方式仍沿袭传统稻田渔业方法。第二时期为现代稻田渔业科学发展时期，是由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时期，稻田渔业产品开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第一阶段为填补市场水产品缺口，规模迅速扩张；第二阶段为满足市场多阶层多样化需求，发展丰富多彩的特种水产品。第三时期稻田渔业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强调保护环境和产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引导绿色生活，开展生态旅游。

2 传统稻田渔业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在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历时间为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集体所有制，实行计划指导下的集体经营体制，稻田渔业产品大多是集体经济分配，极少量为国家计划调拨，稻田渔业受国家政策直接影响。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稻田渔业较快发展，其产品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规鱼类产品，对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个时期，农业“以粮为纲”，关注粮食生产，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为主，稻田渔业属农村副业，生产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稻田渔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方式，技术未能实现突破。这个时期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1 传统稻田渔业快速扩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加上党和国家重视，稻田渔业形成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及水产部门鼓励和支持稻田渔业发展。1953年第三届全国水产会议继续号召发展稻田养鱼，要求利用四川、中南创造稻田养鲤的典型，其他终年积水的稻田亦可试行稻鱼兼作。1958年全国水产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扩大水产养殖面积应包括稻田养鱼在内，需要结合稻谷增产措施进一步研究养鱼的适合办法，并把稻田养鱼纳入农业发展规划，鼓励农村发展稻田养鱼[5]。

稻田养鱼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1959年全国稻田养鱼面积突破66.7×104hm2，单产75～150 kg·hm-2。稻田渔业从传统南方山区扩展到平原地区，并推进到黑龙江流域[6]。其中以湖南省面积最大，1958年达21.3×104hm2；江苏省1957年成功开展2.7 hm2稻田养鱼试验，1958年扩大到0.2×104hm2，1959年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断。

中国淡水养鱼经验总结委员会编写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1961版)专设“稻田养鱼”一章，系统总结了传统稻田渔业经验。这个阶段稻田养殖品种以地方性鲤(Cyprinuscarpio)为主，如高背鲤(为体背较高的鲤鱼地方变种)、团鲤(为体形较短的鲤鱼地方变种)、禾花鱼(又名乌鲤、乌原鲤，为体色深黑的鲤鱼地方变种)等，也养镜鲤(C.carpiovar.specularis)，搭配鲫(Carassiusauratus)，在沿江地区养殖四大家鱼，福建等少数地方养殖了胡子鲶(Clariasfuscus)，湖南、广西试养了泥鳅(Misgurnusanguillicaudatus)，广东及海南还试养了非洲鲫鱼(即罗非鱼，Oreochromisspp.)[2]。稻田养鱼设施包括注、排水口防逃和加高田埂，少数地方出现了鱼沟及鱼溜。但鱼沟主要是农田墒沟，既窄又浅，鱼溜是利用农田沤制绿肥的积肥坑，在水稻搁田、施肥及喷洒农药等田间管理时作为鱼类回避之所。少数地方在稻田中搭建遮阳棚，供鱼类躲避高温[7-9]。

2.2 传统稻田渔业曲折徘徊阶段

这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进入了农村集体化阶段并长期稳定，农业以粮为纲更加突出，稻田渔业为政策所限制，技术徘徊倒退，经营缺少活力，生产规模萎缩。到20世纪70年代末稻田渔业跌入低潮，仅在交通闭塞的传统稻田渔业地区保有一定规模。以湖南省为例，1958年稻田渔业面积23.2×104hm2，到1978年萎缩到0.5×104hm2，仅为原来的2.3%；江苏省1974年又开始稻田养鱼试验，品种为非洲鲫鱼，因不符合消费习惯，4年后中断[1]。

3 现代稻田渔业科学发展时期

以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稻田渔业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2年全国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水产品长期短缺而价格高企，使稻田渔业具有效益优势，迅速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规模。第二阶段从1992年十四大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使压抑的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带动了名特优水产品在稻田渔业中发展。

3.1 稻田渔业快速扩张阶段

3.1.1 规模与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进入20世纪80年代，稻田渔业逐步恢复。到1982年已有浙江、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11个省(区)保持或恢复发展稻田渔业，全国面积达34×104hm2。在1983年全国稻田养鱼现场经验交流会召开后，稻田渔业进入了全面扩张阶段，形成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此阶段稻田渔业实现了四大转移：一是地理纬度上转移，稻田渔业从以往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扩展到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地区。二是地形地貌上转移，稻田渔业从以往主要在丘陵山区向平原、城郊地区转移。三是产业规模上扩大，从以往养殖分散、主要解决农民自食水产品为主、粗放经营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移，向商品化经营过渡。四是地区上转移，不仅在贫困地区，而且在发达地区也开始发展稻田渔业[10]。1986年全国稻田渔业面积突破历史纪录，达70.3×104hm2；1987年达79.7×104hm2，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稻田渔业规模最高峰。随后一直到1992年全国稻田渔业规模维持在70.3×104hm2上下。这个阶段稻田养殖品种仍为一般鱼类，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初步集约化转变，生产水平逐步提高。从1982年到1992年，稻田渔业逐步由依靠田间天然饵料，发展到补充投喂饲料，部分单位投喂配合颗粒饵料，单产水平大幅提高。到1988年单产突破150 kg·hm-2，达167 kg·hm-2，到1991年达210 kg·hm-2，比改革开放前稻田渔业单产提高了一倍以上；到1992年全国稻田渔业单产水稻为7 500 kg·hm-2、单产成鱼产量达到了243 kg·hm-2。此阶段，稻田渔业面积扩大了1.5倍；商品鱼产量增长了近10倍；单产提高了247%[11]。部分单位或地区开始了莲藕田、茭白田等水生经济植物种植田养鱼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

3.1.2 政府与政策强力推动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12]；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告》，指出：“加速发展淡水渔业，必须因地制宜，把各种水面都利用起来。利用稻田养鱼是许多地方的历史习惯，处理得当，对粮食生产有利无害，要逐步恢复发展”。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要求“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还有大量稻田可以养鱼，大量的低洼滩地可供改造，潜力极大”[13]，并明确“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使价值规律在稻田渔业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带动了效益提升。同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将“稻田养鱼”列入新技术开发项目，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推广。1987年农牧渔业部将稻田养鱼纳入国家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和国家农业重点推广计划。在此期间，农牧渔业部分别于1983年和1990年在四川温江和重庆召开了全国稻田养鱼经验交流现场会，全面推广两地稻田渔业发展经验。1983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批转了省农林厅、省水产局《关于稻田培育鱼种试点情况的报告》，1986年全省稻田培育鱼种达1.4×104hm2，单产鱼种264.2 kg·hm-2[11,14]。由于稻田渔业灭蚊有显著效果，1983年7月中央爱卫会办公室在河南新乡市召开了稻田灭蚊会议，把稻田养鱼作为农村灭蚊的一项重要措施。

3.1.3 理论与技术创新推动

1981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倪达书研究员提出了“稻田养鱼鱼养稻”的“稻鱼共生理论”，认为稻田养鱼不仅增产水产品，而且抑制稻田杂草、害虫，并改土增肥，促进水稻增产[14,15]。为解决农药、化肥使用中的稻渔矛盾，田间工程成为稻田渔业基本设施，研究了田间沟、坑(凼)等工程标准和“垄稻沟鱼”技术。江苏省将稻田养鱼技术概括为“加高加固田埂、开挖鱼沟、鱼窝，搞好防逃设备、选择多抗性水稻品种和优质夏花、及早放养、加强饲养管理、妥善解决施肥、农药、烤田和养鱼矛盾”[16]，针对当时鱼种紧缺，将发展重点确定为稻田培育鱼种，并组织专家编写了《稻田培育鱼种》[17]，制订了《稻田培育鱼种技术操作规程》[18]印发全省，被农牧渔业部水产司编入《全国稻田养鱼经验交流现场会资料汇编》[1]。针对中低产稻田地势低洼、土壤板结和养分含量低等缺陷，四川等地开发了“垄稻沟鱼”模式。该模式在田间开挖较为密集的鱼沟，将沟内挖出泥土堆积做成“垄”，形成“沟垄相间”，垄面栽稻，沟间养鱼，属半旱式稻田养鱼，改良了土壤，促进了水稻增产和水产高产，对改造中低产田意义重大[19]。湖南省将稻萍鱼与“垄稻沟鱼”结合，在“垄稻沟鱼”基础上引入红萍或卡洲萍，实行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相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成为技术密集型高效稻田渔业模式。原农业部组织编写了《稻萍鱼综合丰产技术》向全国推广[20]。另外，各地还开发了沟塘结合，宽厢深沟，窄垄深沟(半旱式稻田养鱼或垄稻沟鱼)等形式。在经营方式上，从“人放天养”到“单放一种鱼+补充投喂”的半精养方式，又到“科学放养常规鱼+强化投喂”的集约精养方式，最后到“放养特种水产品+科学投喂+生态施肥”高效生态养殖方式。稻田养殖品种也由传统的鲤、鲫、草鱼，增加了鲢(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鳙(Aristichthysnobilis)、莫桑比克罗非鱼(Oreochromismossambicus)、革胡子鲶(Clariasgariepinus)、乌鳢(Channaargus)、团头鲂(Megalobramaamblycephala)、白鲫(Carassiusauratuscuvieri)、青虾(Macrobrachiumnipponense)、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rosenbergii)、中国圆田螺(Cipangopaludinachinensis)、泥鳅等十多个品种，创造了稻虾共作、轮作和连作，稻蟹共作，稻鳖共作(轮作及连作)、稻虾鳝共作(轮作及连作)等多种稻田渔业模式。这一阶段浙江通过“七改”：改善稻田工程、改单养为混养、改大鱼种放养规格、改稀养为适当密养、改迟放早捕到早放迟捕、改不投饵为投饵或稻萍鱼共生、改一次放养一次捕捞为轮捕轮放，稻田养鱼单产高达5 500 kg·hm-2[7]。

3.2 稻田渔业适应市场发展阶段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水产业快速发展，水产品由长期短缺，实现了供求平衡，并出现了区域性、季节性和品种性过剩，价格快速下降。以常规鱼类为主养品种的稻田渔业也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如江苏稻田渔业由1.4×104hm2到1991年仅剩600 hm2。以1992年十四大召开为标志，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新中国稻田渔业也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2000年全国稻田渔业面积达153×104hm2，比1992年扩大近一倍；稻田水产品产量90×104t，单产提高了3倍多。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稻田渔业由于品种单一、经营分散、规模较小、效益较低，加上田间工程标准低，难以适应时代要求，一度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从而陷入低潮。到2005年全国稻田渔业虽扩展到24个省(市、自治区)，但面积仅160×104hm2，不少地方规模萎缩，到2012年仅维持在133×104hm2左右。水产品单产有所提高，为640 kg·hm-2，比1991年提高2.1倍[8]。四川省发展规范化稻田渔业，并总结为“四增四节两稳”，即增产鲜鱼、增加农民收入、增加有效蓄水、增加粮食产量；节约耕地、节省肥料、节约用工、节约农药；稳定水产品市场、稳定农业劳动力。贵州省发展水产、种植、畜牧结合的稻田生态渔业，农民形容为：“坑中鱼儿跳，坑上瓜果吊，塘边鸡鸭叫，农民哈哈笑”，称之为“致富工程，民心工程”[11]。

3.2.1 政府和部门推动

原农业部于1994年9月在辽宁盘锦、1996年4月在江苏徐州和2000年8月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三次全国稻田养鱼现场经验交流会，强调“发展稻田养鱼不仅是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措施，而且是农村中一项具有综合效益的系统工程，既是抓‘米袋子’，又是抓‘菜篮子’，也是抓群众的‘钱夹子’”[21]。经国务院同意，原农业部于1994年12月向全国农业、水产、水利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稻田养鱼，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意见》，掀起了稻田渔业第三次发展高潮。1995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批了省农林厅、省水产局《关于加快发展稻田养殖的意见》；省政府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把稻田养殖列入27件实事和20件实事之一。江苏省水产局、江苏省农林厅和江苏省农业开发局等3部门从1995年开始连续5年联合召开全省稻田养殖现场经验交流会。全省稻田渔业面积从1993年的5 333 hm2扩大到2001年的24×104hm2，为农民增收20×108元[22]。原农业部于2007年将“稻田生态养殖技术”被列入2008—2010年渔业科技入户主推技术；2011年又将稻田渔业列入全国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作为渔业重点拓展领域。

党的十七大以后，党和国家明确了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了稻田渔业规模经营。各地探索了以稳定水稻为前提，以发展特种水产品为主体，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开发、产业化经营为特征的大面积连片稻田渔业典型，形成了“以渔促稻、稳粮增效、质量安全、生态环保”的稻田渔业新模式。

3.2.2 技术创新推动

这个阶段稻田渔业以品种和技术更新为主要特征，发生了四大变化：一是由传统平板式粗放低产模式向沟凼结合、沟塘结合、高埂深沟、垄稻沟鱼等高效模式转变；二是由单一“冬水田”养殖向油(菜)-稻田养殖、小麦-稻田养殖等模式转变；三是由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养殖特别是名特优品种养殖转变，发展了稻蟹型、稻虾型、稻虾蟹型、稻鳝型、稻鳅型、稻鸭型等多种模式，稻田养蟹成为1990年代辽宁和江苏等河蟹主产区稻田渔业的主要形式：四是由低水平自给型向规模商品经营转变，由可有可无的“副业”转变成与粮食生产一样的“主业”[21]。江苏发展了稻田养殖中华绒螯蟹(Eriocheirsinensis)、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rosenbergii)、青虾和黄鳝(Monopterusalbus)等特种水产养殖模式，总结印发了《稻田养殖高产高效技术经验汇编》[22-23]。其他地区还开发了莲藕、茭白、慈姑、水芹等经济水田养殖名特优水产模式。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稻田养鱼技术》特别强调田间工程作用，要求建设“规范化永久性田间工程”，陕西和湖南等省要求田间沟、坑占比15%～20%，以保障水产稳产高产[22]。四川省要求鱼凼占比8%～10%，水深1.5 m以上，用条石、火砖等硬质材料嵌护；田埂加高到80cm、宽100 cm；田林路综合治理，水渠排灌设施配套，立体开发、综合利用。2000年四川省稻田渔业水稻单产7 500kg·hm-2，成鱼1 431 kg·hm-2。湖南要求稻田渔业鱼凼水深1 m以上；沟凼占比5%～8%；沟凼相通，排灌方便，坚固耐用。江苏稻田渔业以养殖特种水产为主，推行宽沟式工程，要求沟面占比20%以上，渠、田、林、路综合治理，桥、涵、闸、房统一配套。江苏省启东周献清稻田养蟹稻单产7 050 kg·hm-2，产蟹1 500 kg·hm-2，效益达13.5×104元·hm-2[21]。

2000年湖北潜江农民刘主权利用抛荒低湖田冬养小龙虾(即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clarkii)，成功探索“虾稻轮作”模式，每公顷净收入超4.5×104元，这引起了湖北省委的重视，“虾稻轮作”被写进2008年湖北省委一号文件。该省还探索了“稻虾共作”“虾稻连作”等新模式[24-26]，拯救了衰退中的稻田渔业。不少单位还探索了黄颡鱼(Pelteobagrusfulvidraco)、沙塘鳢属(Odontobutis)、斑点叉尾鮰(Ictaluruspunctatus)等鱼类，凡纳滨对虾(Penaeusvannamei)等虾类，背角无齿蚌(Anodontawoodiana)和褶纹冠蚌(Cristariaplicata)等贝类，以及中华鳖(Trionyxsinensis)、中华草龟(Chincmysreevesii)、虎纹蛙(Hoplobatrachuschinensis)等两栖爬行类的稻田养殖，其中小龙虾、泥鳅、中华鳖等成为新的主导品种，并形成了数十种高效模式。

贵州省推行稻、鱼、萍、禽、畜、瓜、果、菜种养结合稻田生态渔业模式，沟坑占比8%～10%，深1.2～1.5 m，利用开挖土方建设生态带：搭架种瓜，建厩养畜养禽，田里种稻、凼沟养鱼、堤埂种植蔬菜瓜果，既解决市场供给，又提高稻田效益。四川资阳实施规范化稻田养殖“118”工程，即：1亩稻田，1分田开凼养鱼，1分田加宽加固田埂种植柠檬、柚等水果或蔬菜，8分田种植水稻，稻鱼果(菜)综合立体开发。

3.2.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带动

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选了首批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示范案例，我国浙江青田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入选。该村稻田养“田鱼”有700多年历史，并衍生出田鱼文化、民俗文艺及古建筑等地方特色文化[27]。到2011年，我国已入选的6个项目中，青田稻鱼、哈尼稻作梯田和从江侗乡稻鱼鸭等3个项目都是以稻鱼为核心的复合性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这些项目将当地自然资源环境、传统生态文化、农艺方法、饮食文化和民风民俗文化巧妙结合，体现了生态合理性、社会适应性和民族地方性，并具有旅游开发潜力[28]。尤其是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就地开发自然资源，解决村民主要生活资料来源，保持了生态系统稳定，更造就了巧夺天工的天然立体画卷，成为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案例，极具示范价值[29]。

3.3 稻田渔业科学发展经验

3.3.1 建立利益机制，经济利益与生产成果挂钩

稻田渔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不断萎缩，除技术落后、经济基础差外，集体经营缺少利益机制推动等原因成为阻碍发展的主要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水面)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促进了稻田渔业发展。

3.3.2 适应市场需求，调整养殖结构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将水产品率先全面放开由市场调节，渔(农)民真正取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13]。稻田渔业适应城乡消费需求变化，逐步向名贵鱼类、虾蟹类、龟鳖类、蛙类等特种水产品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3.3.3 建设田间工程，防范自然风险

稻田渔业一怕逃，二怕干，三怕毒，都与水有关，田间工程是保水的关键。稻田工程包括田埂高低及牢固程度，田间沟、坑占比和水位深浅，防逃设施及配套设备可靠性等，田间工程标准的提升，促进了稻田渔业稳产增收。

3.3.4 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增产增效

这一时期田间工程告别了平板式，转变为沟坑式、田池式、流水沟式及垄稻沟鱼式等新形式。品种更新方面既驯化地方特色品种，也引进了境外品种，进行多品种混养。还应用成熟池塘养殖技术，由投喂农家饲料，到投喂配合颗粒饵料。

3.3.5 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规模经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力流向工业和城市，形成的部分闲置或抛荒土地流向了稻田渔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成为稻田渔业新趋势。

4 现代稻田生态渔业建设时期

十八大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全面部署生态文明建设，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生态化成为稻田渔业发展方向。

4.1 稻田渔业生态化探索

上海海洋大学王武团队在辽宁盘山创建了“大垄双行、早放精养、种养结合、稻蟹双赢”的“盘山模式”，到2011年底在北方省区示范推广8.7×104hm2，水稻单产9 750 kg·hm-2，河蟹450 kg·hm-2，单位面积效益3.3×104元·hm-2[30]。原农业部专家认为，“盘山模式”促进了粮食安全，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食品安全型产业[31]。湖北潜江“虾稻”模式，单产虾750 kg·hm-2，商品虾规格40 g以上，单位面积效益4.5×104元·hm-2以上。到2017年，潜江“虾稻共(连)作”4.33×104hm2，产虾量达到10.3×104t，稻米产量达到33×104t，综合产值达230×108元，户均增收1.6×104元，被比喻为“潜江人用十八年养大了一只虾”[32]。专家认为，潜江“虾稻共(连)作”既稳定了粮食，又破解了农民增收难题，打造了农业绿色发展新样板，增添了稻田生态新动能，是现代生态农业的成功典范[25]。

4.2 稻田渔业的湿地生态功能

稻田渔业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合理规划，进行工程改造，使稻田由短期积水为常年蓄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远高于一般稻田及其他人工湿地。安徽发展稻田渔业，实现了“蓄水保水、抗旱减灾、减少污染、调节气候”[33]。江苏苏州、南京等地将稻田纳入人工湿地保护，分别从2010年和2012年给予每亩200元至400元的生态补偿[34]。上海、浙江等地也对稻田开展生态补偿，最高标准达每亩800元[35]。

4.2.1 净化空气，调节气候

稻田具有固碳增氧、生产稻米的功能，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多固定12 000 kg左右的碳[36]。还能吸附空气浮尘，净化污染空气，是南方地区之“肺”，这也是夏秋季空气状况好于冬季的重要原因。夏季稻田的蒸腾、蒸发作用，能带走大量地表热量，冬季又将水中保留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具有气候“稳定器”作用。据研究，夏季每公顷稻田从地表带走的热量相当1 500台5匹空调的效果[37]，可消除城市“热岛”效应。同时，稻田渔业还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8]。

4.2.2 治理污水，预防疾病

天津等城郊都曾有利用城市生活污水灌溉稻田的历史。研究证明，每亩稻田可净化生活污水500～800 m3，约30多人的生活污水[39]。据南京农业大学研究，污水进入稻田5～7天，水中悬浮物降低75%～94%[40]。2011年浙江浦江杭坪镇利用10 hm2稻田处理全村5 000位村民生活污水，在仅施一次肥的情况下，稻谷亩产达799 kg的超高产。研究还表明，稻田养殖鱼虾蟹等水产动物大量摄食稻田中蚊虫幼虫和钉螺(Oncomelaniahupensis, Gredler)等，可减少疟疾和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发生。

4.2.3 蓄水保土，防控洪涝

稻田养殖渔业增加了田间蓄水量。据测算，长三角现有稻田蓄水量相当于1个太湖；如改成稻田渔业，蓄水量又增加1倍，相当于2个太湖[36]。著名水稻专家、江苏省前副省长凌启鸿认为，林地虽可防止暴雨对地表直接冲刷，但在地表形成径流后，防止表土流失远不及稻田[40]。同时，稻田渔业增加了地下水贮量。另外，稻田蓄水使大量可能流出的水滞留当地，就地实现水循环，节约了水利投资[33]。

4.3 稻田渔业提升生态安全

稻田水产动物清除和抑制杂草，消灭或减少害虫，减轻水稻病害，从而减少农药使用；田间水产动物持续活动和排泄，促进了稻田“水-土”和“水-气”两界面物质交换，并为水稻“均匀施肥”和“均衡施肥”，促进稻田物质循环与能量利用，减少化肥污染[41]。原农业部示范点验收表明，稻田渔业最低减少化肥用量21.0%，最高减少80.0%；最低减少农药用量30.0%，最高减少50.7%。上海海洋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表明，稻渔渔业可分别减少50.0%以上化肥用量和农药用量[39]。辽宁连续5年稻田养蟹定点监测表明，蟹田土壤有机质、全氮、全钾和水解性氮含量增加明显，平均年增幅分别为3.5%、3.2%、5.9%和5.9%[42]。据研究，每公顷稻田水产品产量1 500 kg以上，土壤氮、磷、钾含量分别提高57.7%、78.9%和34.8%，稻谷增产5%～15%[43]。

4.4 稻田渔业引导绿色健康生活

水产动物大多对农药敏感，尤其虾蟹类与水稻害虫同属节肢动物，必须严格控制农药及化肥使用。可通过设置灭虫灯，既为水产动物提供活饵料，又减少农药使用[33]，控制化肥使用，使水产品成为稻米安全的标志动物，虾蟹类更成为稻米安全的“代言人”。如“盘锦模式”瞄准大米中高端市场，将蟹田米以配送方式直供中高端消费者，最高售价达40 元·kg-1以上，提高了种稻经济效益[43]。浙江德清鳖田米售价达98元·kg-1，广东连南县稻田禾花鱼价格是同类鱼的5～6倍。浙江临安稻田养鳖模式生产的“太阳米”、余杭虾塘种稻生产的“仁溪”牌稻米平均售价16 元·kg-1，比一般稻田米高出10 元·kg-1[44]。

4.5 稻田渔业带动生态文化旅游

浙江青田稻鱼系统、贵州从江稻鱼鸭系统和云南哈尼梯田系统在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后，成为当地旅游热点。浙江青田龙现村将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以“游真山真水，品农家野味”为主题，发展了集赏鱼、钓鱼、吃农家菜、住农家房为一体的农家乐旅游，全村旅游收入超过500×104元[45]。稻田渔业节庆游也成为旅游热点。湖北潜江依托稻虾产业，举办“中国湖北(潜江)龙虾节”，吸引了各地宾客品味“稻田虾”，采购“虾田米”，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2016年“五一”小长假，就有10×104名食客赴潜江品虾尝米，3天餐饮卖虾超过500 t，旅游产值过亿元。广东连南自2014年举办“稻田鱼文化节”，获得“国家级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称号，扩大了瑶山稻田鱼、米品牌影响，带动了当地农产品销售[46]。

4.6 现代稻田生态渔业的发展经验

以十八大召开为标志，稻田渔业发挥其“保护环境、恢复生态、美化景观、产品安全”的生态优势，摆脱了长期以来“品种单一、经营分散、规模较小、效益较低”的落后局面，努力建立“以渔促稻、稳粮增效、绿色发展、品牌经营、提质增效”产业优势[47]，发展“种、养、加、销、游”一体化经营，推动稻田渔业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延长产业链，打造生态链，提升价值链，努力实现“稳粮、促渔、增效、提质、生态”的发展目标[38]，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统一，进入了现代稻田生态渔业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