砗磲在古代的用途
佛教用途
佛教推崇七宝。七宝象征着光明和智慧。虽各经文中略有不同,但砗磲一直是七宝之一。如,《法华经》中七宝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无量寿经》中为金、银、琉璃、颇梨、珊瑚、玛瑙、砗磲;《般若经》中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阿弥陀经》中为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
七宝迎合了世俗的审美情趣,并以其独特的物理属性契合了佛教教义中的光明、永恒和智慧,在佛教界中备受推崇,不仅用来供养诸佛,甚至佛教宣扬的极乐净土世界都是由七宝构成的。《佛说无量寿经》中云,极乐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39]净土中随处可见七宝长成的植物,“又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琥珀树、珊瑚树、砗磲树、玛瑙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净土中有“七宝池”,池底是七宝构成的。“黄金池者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或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极乐净土中的楼阁以“金、银、琉璃、颇梨、砗磲、赤珠、马瑙而严饰之”。讲堂、宫殿都是“七宝庄严自然化成”。信徒饮食所用器具亦是七宝合成,用餐时“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大诗人李白在诗作《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中也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极乐世界,其中有云:“砗磲琉璃,为楼殿之饰;颇黎码瑙,耀阶砌之荣。”[40]佛家极力营造的极乐净土世界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增强了佛教在世俗世界的扩张力。在这方面,包括砗磲在内的七宝起着重要的作用。
印度濒临印度洋,属热带海域,是砗磲产地。佛教出自古印度,其教徒很早就将砗磲作为佛教宝物。因砗磲壳加工后通常显纯白色,符合佛教心底纯洁、一心念佛的精神追求,所以,砗磲通常被制作成法器念珠。《金刚顶瑜伽念珠经》记载:“砗磲念珠一倍福,木槵念珠两倍福。”[41]唐欧阳詹诗作《智达上人水精念珠歌》中有“穷川极陆难为宝,孰说砗磲将玛瑙”[42],在称赞高僧智达的水精念珠时,也默认了砗磲念珠的珍贵。砗磲还被制成盆、钵等食器供养诸佛、高僧。《法苑珠林·献佛部》记载印度瓶沙王礼佛:“造五百金钵盛满千色华,五百银钵盛满千色白木香……五百砗磲钵盛满千色黄莲华……以七宝盆钵俱施与佛与僧。”“以五百金盆、五百银盆……五百砗磲盆……,各盛满百一味饮食。将来献佛与僧。”[43]
佛教中用来布置庄严道场的佛具如佛坛、幡幢、佛帐、伞盖、罗网等,多有七宝镶嵌,砗磲亦涵其中。用来供养佛、菩萨的法器如香炉、香瓶、花瓶往往使用砗磲装饰。唐《朝野佥载》记载了唐中宗幼女安乐公主俸佛所造的香炉,可谓奢华至极:“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44]用来置物的法器如舍利容器、盛放经书的宝函,用来诵经的法器如铃铎,亦有七宝镶嵌。此外,砗磲还被用于佛、菩萨的装扮配饰,如璎珞、头冠、环钏、衣披等。
做酒器
笔者查阅资料,我国砗磲做酒杯最早见于曹操。西晋崔豹《古今注》中记载:“魏武帝以车渠石为酒杯。”[45]
建安二十一年(216), “三曹”父子中的曹丕、曹植,宴饮名流,与“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陈琳、徐干、应玚对席上宝器——车渠碗,分别作赋,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同题赋《车渠碗赋》。赋文充满了曹植等辞赋家独有的美妙夸张想象和无与伦比的华丽辞藻,除此之外,仍能从中了解一些这只贵为珍宝的砗磲碗的些许来历。关于此碗的出处,曹丕说:“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46]西国,当指西域。当地皆以为珍宝,小的砗磲可做颈饰,大的可以做成酒器等器皿。曹植亦说:“惟斯碗之所生,于凉风之浚湄。”凉风,即阆风,山名,在昆仑之巅。此句言其出处神秘,但大体在西域。“隐神璞于西野,弥百叶而莫希。”西野,即指西域。砗磲如此珍贵稀少,以至百代之内未曾有谁见过。“于时乃有笃厚神后,广被仁声。夷慕义而重使,献兹宝于斯庭。命公输之巧匠,穷妍丽之殊形。华色灿烂,文若点成。”([11],137—138页)神后,指曹操。西域诸国向魏廷进献了砗磲原料。曹操命能工巧匠打造了砗磲碗。
砗磲做酒杯在前述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潋滟”杯,令人顾名思义,心生遐想。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也有详述:“砗磲出交趾国,状似大蚌,沿海人磨治其壳,因其形为荷叶杯,肤理莹洁如珂玉,其最大者琢其根柢为杯,有厚三寸者,脱落碎琐,犹为环佩诸玩物。”[47]
在历代文人雅士的作品中,砗磲制作的饮酒器屡见不鲜。西晋王沈《车渠觯赋》中云:“温若腾螭之升天,曜似游鸿之远臻。”[46]南齐谢朓《金谷聚》诗中云:“渠碗送佳人,玉杯要上客。”[48]南梁陆倕《蠡杯铭》:“用迈羽杯,珍逾渠椀。实同蠡测,形均扑满。”[49]南梁萧统《将进酒》诗云:“宜城溢渠碗,中山浮羽卮。”[50]南梁张正见《刘生》诗中云:“尘飞马脑勒,酒映砗磲杯。”[51]唐杜甫《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之二:“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52]南梁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诗云:“车渠屡酌,鹦鹉骤倾。”[53]砗磲杯盛名历久弥新,传颂之余难免传出奇异之处。明杨慎《丹铅总录·琐语六》:“车渠、鹦鹉皆指酒杯。俗传:车渠为杯,注酒满过一分,不溢。尝试之,信然。”[54]此是酒水的表面张力使然,与何种酒杯无关。但砗磲杯为宝,人犹关注,终于史料中留一美谈。明顾璘《春日行》诗云:“大官赐酒砗磲瓯,一春击尽千肥牛。”[55]明蔡羽《尊中有明月歌》诗云:“春光今夕争时刻,倾尽车渠三百杯。”([55],卷10:15页)明徐祯卿《将进酒》诗云:“大白砗磲为罂锦,作幂燕京字琥珀。” ([55],卷9:28页)
砗磲镜、跳脱、瓜锤
2015年,河南洛阳寇店镇西朱村发掘一座曹魏时期的大墓,其中出土铭刻“车琚镜”的石牌数枚,石牌铭文记载的器物早已不存。据霍宏伟考证,车琚镜即为砗磲镜,是以某种金属为胎,背面镶嵌砗磲的镜子,即螺钿镜。石牌铭文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关于螺钿镜的文字记载。[34]
同一墓中,还出土了铭刻“车渠瓜锤”“车渠佩”“车渠跳脱”石牌数枚。石牌所载器物同样早已不存。瓜锤本是兵器。砗磲所制的瓜锤没有实战意义,当为仪仗明器。佩,系于衣带的饰品,当与玉佩同。跳脱,即手镯。担任曹操丞相主簿的繁钦在《定情诗》中有句:“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56]这些石牌铭文也是目前发现最早有关砗磲的出土文献资料。
梳背、带胯、枕头
砗磲在唐代还会被制成梳背。梳背常雕刻各种装饰纹饰,用于梳理头发外,也可插入发髻作为装饰。唐元稹《恨妆成》诗中云:“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56]带胯为玉带中间的带板,多为长方形。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唐代用砗磲制作的梳背和带胯。[57]
曹操高陵出土标识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的石牌66件,其中有刻铭文字“渠枕一”者,物品不存。“渠枕”为何物,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王子今教授经考证认为,渠枕可能是来自“渠国”的玉料或次玉石料所制作的枕头,也有可能是来自西域的砗磲制作的枕头。[58]
砗磲扇、棋子、杓子
扇子在我国出现很早,相传为舜所创。“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也。”[59]上古时期,扇子主要用作仪卫装饰、遮蔽风尘的长柄大羽箑。春秋战国时期,羽毛扇的扇风纳凉作用才在士大夫中间普及开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类扇子逐一出现。[60]至东晋始有折扇。直至明代,折扇开始普遍流行,先起宫廷,后及民间。“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61]明万历十七年(1589)[62]、二十三年(1594)([62],20册:172页)、三十六年(1608)([62],21册:389页)、三十七年(1609)([62],21册:433页),四十五年(1617)([62],22册:307页),明神宗赏赐大臣砗磲扇,除二十三年未载数量,其余四年共计80把。
砗磲还被制成棋子。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记载:“又高丽棋子一枚,乃砗磲所制。”[63]高丽棋子是指高丽象棋的棋子。高丽象棋与中国象棋相似,为中国象棋演变而成。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朝鲜使臣郑思贤,以棋子两奁赠予,皆天然圆润,不似人工,云黑者海滩碎石,年久为潮水冲击而成,白者为小车渠壳,亦海水所磨莹,皆非难得。”[64]此棋子当是围棋子。
砗磲制成杓子。《十六国春秋》记载后赵石虎“有四时浴室,皆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车渠为瓶杓”[65]。
人工催珠
我国人工养殖动物的历史很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晚期。而人工养殖海洋贝类的历史,最晚不迟于宋代。[66]古代所采集的珍珠,历来都是天然育成的。到宋代,创造出了一种人工养殖珍珠贝的育珠技术。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中记载:“礼部侍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玩,此经两秋,即成真珠矣。”[67]催珠的关键,“假珠”为何所制,并未言明。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述了相似的养珠法,明确提出以“蚌质为圆珠”。“养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质车作圆珠,俟大蚌口开而投之,频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华,数月即成真珠,是谓养珠。”[68]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载以砗磲磨制成“假珠”,催珠效果会更好。“金陵人林六,牛仲云侄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制珠之法甚精。碾车渠为珠形,置大蚌中,养之池内,久则成珠。旧法用碎珠为末,以乌菱角壳煎膏为丸,纳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车渠,较为胜之。”[69]
衣冠饰品
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有佩带砗磲饰品的习俗。元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记载:“末些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男子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70]明杨慎在《南诏野史》中记载西南少数民族“老牾猓猡”,“女辫髪垂肩,饰以海贝砗磲,穿火草布裙”[71];“黑干夷”,“女以毛褐细带,编如筛罩,首饰以海贝、砗磲,衣领亦然”([71],158页);“西番”,“女以海贝砗磲磁珠饰于项” ([71],162页)。清鄂尔泰在《云南通志》中记载:“妇人以青白磁珠与砗磲相连系于首。”[72]我国台湾原居民亦有佩带砗磲的习俗。清丁绍仪《东瀛识略》中记载古宗人,“台地诸番,多深目瞪视,鼻隆而锐。……男多穴耳,实以竹,渐舒渐大如钱,以砗磲螺贝围圆二、三寸者塞之”[73]。
清代品官冠服中冠上的顶子(顶珠)以不同材质的珍宝制成,用以区别官职品级。文、武六品官员其朝冠和吉服冠顶子为砗磲顶。[74]六品命妇冠顶与男品官相同。
中药材
砗磲很早就作为中药材入药,最早可溯至五代前蜀李珣的《海药本草》:“主安神镇宅,解诸毒药及虫蜇。以玳瑁一片、车渠等,同以人乳磨服,极验也。”[75]车螯为砗磲科砗蠔属的物种,属砗磲一类动物,现名砗蠔Hippopus hippopus。[76]因古时车螯不具砗磲之名,如果也一并算之,则其入药年代早于《海药本草》。唐孟诜《食疗本草》收录有车螯条:“车螯,蝤蝥类,并不可多食之。”[77]北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车渠,内容同《海药本草》[78]。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亦载车螯条,其肉主治“解酒毒消渴,并痈肿”,其壳主治“疮疖肿毒”。[79]车渠条中记载其主治内容与《海药本草》大体相同。
砗磲自东汉末年进入我国以来,无疑属珍宝,但其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是持续降低的,这与我国南海地区本土出产有很大关系。据史料看来,宋代之前,砗磲基本都是舶来品。魏晋南北朝至唐,砗磲无不奉为稀世珍宝,只有皇族才可享有。自宋始,我国南海出产砗磲渐多,朝廷大臣多有收藏。而至明清,砗磲珍宝地位下降较大,基本列为普通珍宝类。这点史料中也有记述。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时珍曰:车渠,大蛤也。……亦不甚贵。”[79]明曹昭《格古要论》记载:“砗磲形似蚌,极厚大,色白,有纹理,不甚直钱。”[80]清陈元龙《格致镜原》记载:“砗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殻为诸玩物,色白有纹理,不甚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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