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唯有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方能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当前，世界渔业发展方式正在由传统向新型工业化转变，深蓝渔业因此孕育而生，是渔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将成为极具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深蓝渔业是面向深远海和大洋极地水域，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工业化绿色养殖和海上物流信息通道建设，构建“捕-养-加”一体化、“海-岛-陆”相联动的全产业链渔业生产体系，实现“以养为主、三产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中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还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2]。中国是渔业生产大国，渔业提供了品种丰富、质量优良的水产品，满足了国民1/3的动物蛋白需求。2017年水产品产量6 445万t[3]，供给总量充足，但近年来受制于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水域环境恶化、生产方式粗放等多重影响，水产养殖空间受到严重压缩、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愈显突出，渔业生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同时，近年来，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技术储备不足、设施与装备制造缺少等因素制约，渔业养殖品质、效益、规模逐渐下降。为实现新时期渔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向深远海拓展新空间的需求日益迫切，加快深蓝渔业发展势在必行。

1 国外发展形势

1.1 规划推进海洋科技发展成为海洋经济新战略

世界主要沿海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把海洋开发利用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20世纪80年代后，美、英、法等传统海洋经济强国以及亚太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海洋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优先发展海洋高科技的战略决策，推动对海洋的开发逐渐从近海走向深远海，资源利用向精深加工拓展[4]。美国高度重视海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先后颁布《21世纪海洋蓝图》《海洋国家的科学：海洋研究优先计划》等一系列海洋发展战略规划，旨在推动海洋科技和产业进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5]。日本确定了“海洋立国”的综合战略，在发展海洋经济时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海洋开发向纵深发展，先后制定了《日本海洋开发推进计划》《2010年日本海洋长期规划》，以科技加速海洋开发和提高国际竞争力[6]。韩国在《Ocean Korea(OK)21》展望中提出，要通过“蓝色革命”加强海权，实施振兴远洋渔业的中长期计划，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海洋渔业由“捕捞型渔业”向“资源管理和养殖型”转变。澳大利亚高度重视海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制定了《海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激励海洋新产业的开发研究，同时注重海洋环境保护，在环境承受力允许条件下因地制宜对海洋进行合理开发和使用，其海洋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7]。

1.2 深远海养殖技术与装备成为海洋渔业新热点

从20世纪80年代起，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尝试深远海养殖技术与装备探索和应用，逐渐发展了能够抵抗风浪、适应较深海区的深水网箱养殖系统。典型的有挪威的HDPE网箱和TLC张力腿网箱、美国的碟形网箱和海洋平台式网箱、瑞典的FARMOCEAN网箱，以及日本的浮绳式网箱等。这些网箱各自适用条件有所不同，但共性特点是容积大、抗风浪能力强、网衣变形小、自动化程度高、材料和技术对环境友好[8]。1995年“Offshore Aquaculture”(深远海水产养殖)被美联邦技术评价办公室认定为具有潜力的渔业增长方式。2010年FAO通过调研提出适宜于深水网箱养殖的有效海域面积达到约19万平方公里。欧洲率先建立了“一条鱼”工程模式，在苗种选育、苗种繁育、全过程养殖工艺、饲料营养、精准投喂、病害防控、配套机械化作业系统，以及物流保障与营销等方面建立了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大型网箱为平台的大西洋鲑养殖技术已相当成熟。一些国家在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构建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法国与挪威合作建成270 m的养鱼工船，养殖水体7 000 m3，年产量3 000 t；欧洲渔业委员会建造了半潜式资源增殖工船，船长189 m、船宽56 m，年产量700～1 200 t；日本建成了“蓝海号”养殖工船，船长110 m，船宽32 m，年产量100 t；西班牙构想了金枪鱼养殖工船[9]；土耳其将散货船改建成养殖工船，船上共有12个养鱼舱，并进行了虹鳟养殖试验。挪威实施的“创新发展许可”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深远海养殖的发展，目前最新设计的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有“Ocean Farm 1”、“Hex Box养殖网箱”、“球形深水鱼舱OceanGlobe”以及“Havfarm养殖工船”等[10]，其中，SALMAR公司研发建造的深远海超大型钢结构养殖平台“Ocean Farm 1”，采用全自动化控制及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于2017年通过国际合作在中船重工完成制造[11]，已经投入试运行。深远海养殖技术与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兴起，并成为海洋渔业的新热点。

1.3 南极磷虾等新资源商业化开发成为海洋资源争夺新高地

CCAMLR规定南极磷虾每年最大可捕获量为62万t，2016年全球南极磷虾捕捞产量约为26万t，占规定可捕量42%，具有广阔的开发空间[12]。挪威是目前南极磷虾捕捞量最大的国家，年捕捞量约为16万吨。挪威采用连续泵吸捕捞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单船捕捞产量，大大降低传统捕捞过程中磷虾死亡问题[13]。挪威建造了目前世界上专业化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大型磷虾捕捞加工船“SAGA Sea”号，采用边拖网边泵吸的连续式捕捞生产方式，配备高效捕捞和精深加工设备，产品主要是颗粒饲料和虾油。生产系统实现了设备自动化运行、集中监控，其中，起放网采用电液自动化控制，拖网过程采用曳纲张力平衡技术，实现了网形优化，同时结合助渔仪器探测信号自动调整水深，实现精准捕捞作业[14-15]。国外先进的专业磷虾船除生产小部分冻磷虾外，还在海上直接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主要产品为提取虾油用磷虾粉和饲用磷虾粉，以及少量磷虾磷脂粉、水解蛋白等产品。以海上船载加工初级产品为原料再经陆基精深加工，优质磷虾粉提取磷虾油，脱壳磷虾肉是优质蛋白食品原料制成多种畅销食品，饲料级磷虾粉用于生产优质水产养殖饲料。日本和波兰在船上用滚筒脱壳法对南极磷虾脱壳，原料加工能力可达500 kg/h。德国渔船通过绞碎、脱壳、离心、压榨、速冻、包装冷藏得到南极磷虾肉糜。挪威配备了专业化精深加工成套装备，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自动流水线作业生产加工方式，日处理能力达到700多t[16]。

2 国内发展现状与问题

2.1 海洋科技布局尚不能满足海洋经济发展需求

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主席多次对海洋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17]。在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海洋经济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加快转变海洋渔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和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控制近海、拓展外海、发展远洋，坚持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着力调整海洋渔业生产结构和布局，着力提高海洋渔业设施装备水平和组织化、规模化水平的总体发展要求[18]。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开展了中国海洋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面向2035的我国海洋工程科技的愿景、发展重点、发展战略及发展途径[19]。中科院“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未来”项目开展了中国至2050年海洋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针对国家对海洋科技的战略需求和国际海洋科学的发展趋势和领域前沿，对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进行标定，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和措施[20]。从全球视野和经略海洋能力来看，我国尚处于探索和开发海洋的初步阶段，海洋经济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海洋领域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总体上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仍然滞后于发展需求，海洋产业总体规划、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布局亟待加强。

2.2 深远海养殖装备未能与养殖技术实现融合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雷霁霖院士绘制了“未来海洋农牧场”建设蓝图，展示了建造海洋工船的初步设想；丁永良研究员长期跟踪国外养鱼工船研发进程，梳理总结技术特点[21]。但是，受到投资成本、技术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缓慢。“十二五”以来，深远海养殖模式逐步受到了各行各界关注，逐步形成了政府和地方共举、产学研联动的发展格局。相关船企联合渔业科研院所，对我国深远海渔业养殖需求和装备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已掌握了多项重大关键技术。一是深远海养殖工船设计和应用取得重要进展。开展了10万吨、20万吨和30万吨级系列养殖平台的初步研究，完成了工船总体方案设计、经济技术评价和模型分析，以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进行经济效益测算，年产值可达2.0亿元/年，减去生产运营相关成本后，年利润约0.72亿元。完成3 000吨级工程试验型养殖工船的设计和建造，设置14个养鱼水舱，总舱容2 000 m3，进行了实船示范，为大型深远海养殖工船设计、建造和养殖积累工程经验和基础数据。二是深远海大型围栏式养殖设施投入生产。在浙江台州大陈岛海域建立3个围栏养殖示范点，鱼类放养水体达60 000 m3，可养殖60万尾大黄鱼，水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养殖大黄鱼的品质显著提升，市场价格同比提高2倍以上，得到水产品市场及消费群体的认可[22]。三是大型智能网箱和平台建设加快。我国首座全潜式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装备“深蓝1号”在山东完成建造并下水；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第一艘万吨级“德海智能化养殖渔场”开展海试；在海南布局建设国内首个深远海智能养殖渔场，将打造南海深远海“养殖航母”。近年来，我国在深远海大型养殖设施方面的研发和建设工作正逐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但是针对适合于深远海养殖的优势品种选择、生物学基础研究和集约化养殖技术研究比较薄弱，养殖技术与工程装备融合问题亟待加强。

2.3 南极磷虾等新资源开发技术能力亟待加强

我国目前参与南极磷虾捕捞的大型渔船，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二手渔船或改造船，多较为老旧，几经转手才被引进国内，比如2015年年初我国开赴南极的“明开”号，船龄已经超过20年。2017年，我国首艘南极磷虾船开工建造，提供了新一代磷虾捕捞解决方案[23]。同年，我国南极磷虾捕捞量约为3.8万t，虽然跻身南极磷虾渔业国第二集团，但与挪威年捕捞量相比差距还很大，约为挪威捕捞量的24%，仅占CCAMLR允许最大可捕量的6%，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十二五”以来，我国主要开展了专业化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总体方案设计和甲板设备合理布局，船型经济与技术论证等层面的初步研究，仍缺乏专业化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的环境适应性、装载能力、整体性能参数、加工生产线总体布局、舱室合理化设计、海上扒载系统、捕捞与船型优化匹配、系统装备国产化等方面的技术集成研究。在南极磷虾捕捞研究上，利用从国外购买的专用拖网，成功实现了南极磷虾浅表层捕捞，并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发了南极磷虾拖网、南极磷虾拖网专用水平扩张装置、新型海洋哺乳动物释放装置等，并完全实现了国产化生产，推动了我国南极磷虾捕捞产业装备升级。国内磷虾加工以冻虾和虾粉等初级产品为主，创新研发了南极磷虾脱壳设备，脱壳效果良好，但在加工能力、进料均匀性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16]；开展了南极磷虾虾粉船载加工试验，生产效率较单一，冻品加工提高近2倍，有效提高了我国南极磷虾船载加工能力，但在加工效率、产品品质方面均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开发了磷虾油、磷虾蛋白肽、风味制品等产品，但品质较国外同类产品仍存在差距，且成熟产品较少[24]；建立了氟、砷等危害因子的分析检测技术，但其迁移机制与毒理学尚不明确，相关控制技术亟待建立。

3 加快深蓝渔业发展的意义

3.1 保障优质蛋白供给，支撑国家粮食安全

水产动物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有益于人的营养与健康。鱼类与牛、猪和禽类相比具有更高的蛋白转化效率，鱼类料肉比转化率分别约为牛、猪和禽类的6倍、3倍、和1.5倍，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资源。目前，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缺粮国家人均鱼品消费量还只是工业化国家的82%和31%[25]，人类对水产动物蛋白的需求巨大。海洋渔业资源作为可再生食物资源，已成为我国目前动物性蛋白的重要来源和未来小康社会提升膳食结构的重要战略性生物资源。目前，世界海洋捕捞渔业总产量维持在8 000～9 000万t[25]，已探明最大的可再生生物蛋白库资源南极磷虾，其生物储藏量约为3.79亿t左右[5]，其体内蕴含着丰富的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等，可在养殖、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来，随着国际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和技术进步的不断积累，世界渔业发达国家已将南极磷虾渔业打造成由高效捕捞技术支撑、高附加值产品拉动、集捕捞与船上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新性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面向未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指出，到2050年将达到90多亿的人口，满足人类对食用水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将是一项紧迫任务，同时也是一项艰巨挑战，提出了基于可持续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蓝色增长倡议”[26]。深蓝渔业是对应人类食物安全及优质动物蛋白保障供给的战略性发展方向。

3.2 拓展海水养殖新空间，推动渔业升级转型

水产养殖有效利用海洋动物蛋白和谷物原料，是高效的水产动物蛋白生产方式。2014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超过了捕捞产量，成为渔业生产的主体，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业将向“以养为主”转变。我国是世界水产养殖大国，以陆上的鱼、虾、蟹类池塘养殖和沿海近岸的贝、虾、藻类养殖为主要方式，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62%左右[25]，生产出国内74%的水产品[3]。但是，我国水产养殖方式依然粗放，养殖过程占用自然资源，产品品质深受环境水质影响，养殖排放加剧了环境水域富营养化，导致养殖病害频发，品质、安全与环境问题突出。向深远海水域拓展养殖新空间，构建优质水产品高效生产方式，依赖深远海巨大的生态容纳量及远离陆源性污染的水质条件，实现工业化绿色养殖生产，避免因捕捞引起的海洋荒漠化，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是现代渔业“调结构、转方式”的必然途径。深远海养殖将生产地点布局于边远海域，有利于拓展世界沿海国家合作，发挥渔业外交功能，是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载体；同时，依托深蓝渔业生产平台，可以构建感知海洋、认知海洋的观察体系与信息网络，强化渔权、体现海权，实现“屯渔戍边”。

3.3 提高海洋资源利用能力，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我国海洋水体营养丰富，生物种类多样，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2017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达到3321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约51%，相当于我国肉类和禽类年总产量的28%[27]，是我国食物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发建立高效的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加工及流通技术体系，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增长和消费模式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我国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主要产业之一，2017年，我国海洋渔业在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中占比14.7%[28]，尤其以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产业，成为蓝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品质南极磷虾粉为基础开发磷虾油、磷虾蛋白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功能性食品，实现了南极磷虾的高值化综合利用，保健品及医药生物制品更是拉动南极磷虾产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另一方面，全球水产品总产量虽然已达到1.71亿吨，但被损失或浪费因而未被利用的渔获量占35%[25]。因此，对水产品进行高值化精深加工，提高水产品原料和副产物的利用率，在渔业资源衰竭和优质蛋白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更为迫切。深蓝渔业以其工业化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可以成为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新支柱，通过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深蓝渔业新型生产模式，既可以充分挖掘海洋在食物供给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又能够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链，提高渔业国际竞争力，有力推进海洋经济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因此，发展深蓝渔业既是我国渔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保障我国食物安全和开发海洋资源的需要，更是建设海洋强国、宣示海洋权益的需要。推进深蓝渔业的建设，将催生现代渔业健康发展的新产业，形成优质水产动物蛋白生产的新业态，构建引领世界渔业发展的新模式，为我国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海上粮仓建设和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支撑。

4 推进深蓝渔业发展的建议

4.1 因地制宜，做好统筹规划

深蓝渔业是一项新兴产业，是一个全新的生产模式，是当前推进渔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创新之举。要实现从探索到产业化发展，要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真正构建形成陆海联动的深远海工业化生产方式，推动深蓝渔业科技和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我国近年来加强了相关科技研究投入和产业化力度，但还存在海洋工程装备和关键技术发展缓慢、政策扶持不够、资金支持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科技产业基础相对薄弱，需要根据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部署、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结合海域自然情况，因地制宜、因种而异，画好总体发展“路线图”，从全局视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

4.2 科技创新，加快技术攻关

深蓝渔业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聚焦“捕-养-加”三个关键环节，明确“捕什么、怎么捕；养什么、怎么养；怎么开发、怎么利用”等科技问题和产业需求，夯实深蓝渔业发展的科学基础，突破制约深蓝渔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工程装备瓶颈，解决好工程装备与养殖、捕捞、加工技术融合度低的问题，加速深蓝渔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形成以深远海移动式大型养殖工船、定置式深海网箱和岛礁围栏为核心的优质海水鱼工业化养殖平台；以海洋战略性渔业资源开发为基础的饲料生产和水产品精深加工平台；以渔业船联网和智慧渔业管理系统为保障的全程冷链物流网络和海洋环境预报平台。

4.3 循序渐进，实现稳步推进

深蓝渔业需要构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产业规模，涉及养殖、系统装备、物流加工、国际规则和贸易等多领域，是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按照先试点再扩大的原则，循序推进，不可“一哄而上”然后“一哄而散”。要依托项目支持，强化军民融合，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力，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支撑产业长远有序发展。

4.4 产业升级，加快融合发展

深蓝渔业将形成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是转变传统渔业“小而散”，促进渔业转型升级、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要以养殖生产为基础，带动加工流通业和休闲渔业、智慧渔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产业“接二连三”，推动形成“以养为主、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生产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