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作为食品供应还是环保，水产行业并没有赢得应有的价值体现和社会尊重，该如何自省？

一个有意思也值得深思的辩题，水产养殖之于自然资源究竟是保护还是破坏。但可以看到，原本以养代捕从而对自然资源加以保护的水产养殖，开始遭受环保人士的指责。

有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另外还有90种非抗生素类的医药成分被检出，环保系统一名官员认为主要污染源是水产养殖业。这是少有的将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归咎于水产养殖，或表明在环保问题、水资源问题日益成为民众关注热点的当下，政府将启动对水产养殖的有效监管。

早在2011年，国家环保部便下达了《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编制任务，旨在从污染控制和技术适用角度，提出我国主要养殖模式污染控制的技术政策导向，引导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选择最佳的生产工艺和适宜的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和措施，控制日益严重的水产养殖污染。

2013年底，该技术政策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已完成，不过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供有关单位在水产养殖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中参照采用，并不涉及处罚。但最严环保法的修订通过，很难明言法不及水产，而且违法成本显著提高，由以往的罚款、改正等处罚上升到最高需负刑事责任。

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也饱受诟病，从“避孕药”虚假话题到各类禁药检出，一次次冲击消费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成为行业硬伤，甚至行业内也有“养什么不吃什么”的怪论。多年前，国务院频频出台了数个关乎食品安全的政策，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几年前有广州市番禺区一鳜鱼养殖户梁某驾驶木船在鱼塘泼洒孔雀石绿、呋喃唑酮等违禁药物时，被当地执法人员当场抓捕，并被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以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批准逮捕。梁某成为国内首个因用违禁药品被刑事起诉的水产养殖者。刑拘的先例表明，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并不在政府从严监管食品安全问题的范围之外。食品安全法的修订通过，更明确了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和处罚制度大局已定。

显然，不论是作为食品供应还是环保，水产行业并没有赢得应有的价值体现和社会尊重，该如何自省？如今，两个最严法案摆在行业面前，就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如果完全依靠法律来推动行业转变，那是水产行业人的悲哀。